《黑暗骑士崛起》影评：信仰
一 何为“信仰”
二十世纪初的两次大规模的战争中人们默默地收起了胸前的十字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经历了起飞、繁荣、波动；这明白无误地告诉那些耶稣之子们，他们不需要一个生理学意义上的圣人，或者一个物化了的存在。人们需要一个象征，这虽然不能直接改变事情的结果，但是会在人们心里播下“信仰”的种子，人们已经开始从相信外在力量转而去塑造强大的内心。信仰，已经成为了个人的意识行为，不再是靠集体（如宗教、政党等）就能建立起来的，这样一来，信仰的内容则因人而异：上帝、神佛、科学，甚至信仰会被物化成权利、地位、金钱、美色等，“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等也可以带上信仰的光环。 那么，作为文化媒介的电影，它引导我们建立的是怎样一种信仰呢？超级英雄片的前提是：超级英雄们最终会战胜邪恶的反派。这样的情节设置会让习惯了欧洲深刻虐心型影片的观众觉得美国人过于幼稚，虽然这样，观众们还是更愿意为超级英雄们买单，炫目的特效、精彩的试听等这些技术奇观纵然是吸引观众的因素，但是这些技术只是包装故事的靓丽外壳，故事的精神内核是：胜利。观众乐于一次又一次的去影院追求超级英雄们缓慢站立起来的那个时刻。那个时刻，柔和的布光、悠长的配乐、升格的镜头与站起来的英雄共同塑造了现代版本的希腊神话。只不过在这个版本的神谱中只有一个神明，即升华为“超我”的自己——信仰。既然观众在观看超级英雄片时，是在追求一种胜利的快感，那么在这场生死博弈中，超级英雄代表的是怎样的信仰，反派又代表怎样的信仰，超级英雄凭借什么样的力量屡次战胜反派，以致这种难以出新的故事在电影观众中间长盛不衰？本文以克里斯托弗·诺兰版的“蝙蝠侠系列”的终篇《黑暗骑士崛起》为例，旨在分析在超级英雄类型片中，信仰何以被塑造。二 “信仰”得以塑造的元素
（一） 影片故事简介导演诺兰在介绍本片时说到“我们正在弄完整个故事，这不是什么翻拍，也不是什么‘重启’，我们是在收尾，要跟前面已经完成的保持高度一致”。所以在介绍《黑暗骑士崛起》剧情时，有必要回顾一下前两部即《侠影之谜》、《黑暗骑士》以及这三部曲间的关系，当然，至于漫画版的原著也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侠影之谜》是布鲁斯·韦恩成为蝙蝠侠的渊源。父母惨死于街头混混枪下，这让他不再相信法律的公正，外出七年，去寻找能伸张正义的力量，他找到了人类的软肋——恐惧，韦恩利用恐惧救万民于水火，而反派则利用恐惧置万民于水火。当然，蝙蝠侠会胜利。人们信仰的力量来自对内心恐惧的克服。《黑暗骑士》中开始质疑蝙蝠侠的合法性。这个问题之所以尖锐，在于导演诺兰在这个故事中塑造了一个殿堂级的罪犯——小丑，是他提醒人们这一问题。然而故事中对立的双方却不是小丑与蝙蝠侠，而是“黑暗骑士”蝙蝠侠与“光明骑士”哈维·丹特。人们是需要一个法律可以控制的“光明骑士”，还是需要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黑暗骑士”。最后，以“光明骑士”的名义成立了“丹特法案”，而“黑暗骑士”则承担了光明骑士犯下的罪，消失在黑暗里。在这个意义上说，蝙蝠侠以胜利的姿势失败了。此处，人们信仰的力量来自律法体系。《黑暗骑士崛起》中人们在以贝恩为代表的“撒旦”中和以“蝙蝠侠”为代表的“耶稣”之间重新做了选择。最后，蝙蝠侠上升成为人们内心的“超我”，转变成为了信仰。下面我们来探讨那些促成这一转变发生的元素。（二） “信仰”得以塑造的元素其实，影片中每个角色都起到了将蝙蝠侠塑造成信仰的作用，只是有些在阻碍，有些在塑造，有些游移不定。（1）布鲁斯·韦恩的内心挣扎成为或者不成为蝙蝠侠，在故事开始对于韦恩是一个问题。把他困于这个问题的原因，影片呈现了以下几个，一是女友瑞秋，瑞秋说过在他脱去蝙蝠侠外衣时，他们就可以在一起了。在成立了“丹特法案”后，韦恩是在为瑞秋遵守诺言。二是哥谭市，在成立了“丹特法案”后，市区变成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社会。而且哥谭市市民们现在将他当做杀死了他们英雄的凶手，这从代表市民利益的警察们热衷于逮捕蝙蝠侠而不是罪犯就能看出来。三是老管家，对于韦恩来说，老管家是最亲近的人并且是最了解他的人，但是老管家并不支持韦恩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哥谭市，管家害怕在失去家人、爱人，并且又为两者伸张正义（即成立“丹特法案”）以后，韦恩有了向死之心，然而他之所以现在还活着只是为了等待一个能令他死得其所的时刻。但是这些原因并不是不可抗力，与能否成为蝙蝠侠并不根本冲突。那么冲突在哪呢？影片中呈现的几个原因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丹特法案”的成立。说到底，这是法律或者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冲突，即韦恩还在纠结于蝙蝠侠是否有必要存在。在得到警长高登以及警探布莱克的求救后，韦恩只想着重新启用蝙蝠侠的身份去解决贝恩这个哥谭市的威胁，并没有追求自己身份的合法与否，更没有想要把蝙蝠侠塑造成人们内心的信仰。韦恩是在何时意识到蝙蝠侠要作为人们内心的信仰存在呢？是在贝恩破坏了现有的社会秩序时。贝恩在“黑门监狱”前，将警长高登写的辞职信公布于世，信中说“丹特法案”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贝恩这场演讲类似于十八世纪发生在法国的“攻占巴士底狱”，运动的发起者都背着一个昭然若揭的目的去煽动一无所有的民众。那么如何让手无寸铁一无所有的民众在以贝恩为代表的“撒旦”和以“蝙蝠侠”为代表的“耶稣”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呢？蝙蝠侠让高登点起韦恩大厦上蝙蝠标志，在白天出现，与普通民众并肩作战，并最终以殉道的形式将蝙蝠侠升格为信仰。（2）以贝恩为代表的“影武者联盟”这一力量的存在向民众呈现了与蝙蝠侠共存的两种信仰。这两种力量的对比会让人想起发生在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的和平集会活动，如果愿意，还会联想到发生的种种双方对垒的运动，这样的对垒无关道义。导演用了这一形式，但是倾向还是很明显的，贝恩代表的“影武者联盟”以带有明显欺骗性的目的出现，使得观众在最初就站在了蝙蝠侠的那一边。导演诺兰对反派的着墨并不是很多，在这终篇中导演的目的很明确，即是将蝙蝠侠升格成人们心中的信仰，所以，反派们并没有对蝙蝠侠存在的合理性发起挑战，而是摧毁蝙蝠侠，摧毁哥谭市市民的心理防线，从这个角度看，贝恩并没有给民众在自己与蝙蝠侠之间选择的余地，他利用了民众的恐惧、绝望，在蝙蝠侠再度归来时，民众已经自觉地站在了蝙蝠侠一边，也是希望的一边。贝恩不仅帮助民众作出了选择，而且贝恩也从对立面帮助了信仰的确立，在贝恩与蝙蝠侠在黑暗中肉搏的那场戏中，贝恩提到两点，一是“黑暗”说，他说“我是出生于黑暗中，而你只是利用黑暗”。一是“摧毁”说，他问“是先摧毁你的肉体，还是你的精神”，于是他先摧毁了蝙蝠侠的肉体，在去折磨他的精神。并且用同样的方式去摧毁哥谭市的市民。这是蝙蝠侠牺牲自己，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象征、信仰的诱因。（3）哥谭市市民在中国大陆，电影从业人员会将中国的武侠片与美国的超级英雄片作比较。这两者的共同点是，武侠片中的大侠与超级英雄片中的英雄都是道德感强烈的“超我”。大侠与英雄的不同要从他们本身说起，大侠衣袂飘飘、虚怀若谷、侠骨柔情、正义凛然，这样的形象是天生的，在官逼民反的年代，大侠会行侠仗义，救万民于水火，而到了和平年代，大侠隐居山林，等待着在下一个乱世再次出山。这样，观众并不会辩证地去思考大侠存在的必然性，因为完全不用担心他会在和平年代利用民众的信任为非作歹，因此，民众对大侠的崇拜使得人人会争当成为侠义之士，或者追求拥有侠义之心，这让中国观众走上了塑造“超我”之路。而超级英雄有一个形成过程，其中个人是很大一部分因素，通常反派都是首先触及了英雄的利益，使得英雄去解决威胁自己的力量，只是刚好这一力量也正在威胁着民众的安危。所以民众会担心在解除了反派这一威胁后，拥有比反派更强能力的英雄会成为一个更大的威胁。英雄为了证明自己的正义性，不断地提升着自己的人格以及道德，最终将自己塑造成道德高尚的“超我”，然后成为民众的护卫。民众选择相信英雄，但不会选择成为英雄，穿上装备，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脱去装备，人人都是普通民众。哥谭市市民以信仰的形式接受了身披铠甲的异类，而且在布鲁斯·韦恩之后，由罗宾维系着这一形象。三 “信仰”何去何从
影片最后核反应堆在大海上空爆破，我们看到蘑菇云的形状，听到的声音却是隽永的人生咏唱，整个画面的光效也是柔和的，这在影片惨烈的事件之外，另辟了一片飘逸、空灵的境界。首先看到这一场面的是观众以及孤儿院的小孩们和罗宾，于是，“信仰”的种子不仅播种到了观众的心里，而且也在小孩们以及罗宾的心里生根发芽，这保证了“信仰”将是一代一代，生生不息。但是，怎么保证哥谭市市民的下一代——孩子们以及蝙蝠侠的接班人——罗宾之间不会发生法律与独立于法律之外的对立？换句话说，即怎样保证“信仰”不再遭受怀疑？影片中提供的解决方案是两者可以共存，这是感性的希腊文化与理性的罗马法律的完美结合。高登这个角色的设置最终促成了正式法律制度与蝙蝠侠两者结合，共成救世主。他深知维系法律制度光明的，并不只是雅典娜的橄榄枝，必不可少的还有波塞冬的马和三叉戟。所以，影片最后形成人肉墙的警察们已经接受了独立于自己而存在的一种正义。所以，超级英雄们共同塑造的现代版本的希腊神话，是感性与理性，信仰与法制共存的。两者共为救世主，哥谭市市民、人类才不至毁灭，这是一条自我救赎的完美之路。